避暑山庄的建立与清代“第二政治中心的形成”

　　——你若不弃，此生不离、

　　有些事，有些人，再也回不去··· 避暑山庄的建立与清代“第二政治中心的形成”

　　导游相关2011-01-20 16:43:58阅读1评论0 字号：大中小 订阅 内容摘要：避暑山庄建成后，康、乾、嘉诸帝每年大约从五月到九月近半年的时间驻跸热河，处理朝政无别于宫中，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。在接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、政教首领、处理民族问题等方面，比京师还要活跃。其陈设也逐渐奢华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，承德由清帝避暑宫苑变成了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。

　　关键词：避暑山庄 政治活动 第二政治中心

　　一、避暑山庄兴建的原因

　　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冬，康熙祭孝陵后出喜峰口，皇太子胤礽等诸皇子随驾北巡。在这次北巡驻跸时，康熙帝被热河附近的自然地理风貌所吸引，在热河村老的指引下，与诸皇子踏勘了热河的风水、山川，发现这里“形势融结、蔚然深秀，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，东南多幽曲，兹地实兼美焉” [1][1]，而且，这里的山峦林木茂密，峡谷幽静深邃，草地平坦如茵，河流湖泊蜿蜒回环，特别是棒槌山卓然矗立……遂决定在这“土脉肥、绝蚊蝎、泉水佳、人少疾” [2][2]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兴建热河行宫。二是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关。其“北界兴安，东极辽水，山川形势之雄，甲于边塞”，又处于盛京（今沈阳）与北京相连接的犄角之地，具有“控制蒙古诸部落，内以拱卫神京”[3][3]的地理位置。三是与“避痘”有关。痘症又称痘疮、天行痘、豌豆疮，即今天所称“天花”。16至17 世纪，世界范围内痘疫流行。满族是久居寒冷地区的渔猎民族，由于其饮食等生活习俗所决定，其体质更难以抵抗天花病毒，皇亲贵胄，亦所难免。自后金汗皇太极时即设有“避痘所”及并采取“满族出痘之人，皆遣往百里之外—处出痘” [4][4]等隔离措施。清入关后，顺治帝仍袭祖制，屡颁避痘规定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以后，痘疹病人逐渐增多。顺治帝不得不另避“净地”居住，并传谕严禁官民直接向皇帝控告刑名案件，若有违者，不计其人、事之是非，皆斩。尽管如此，顺治帝仍未能幸免，终因痘疹而亡。顺治帝染痘而亡的事实，使清朝皇族内对其更加惊恐，乃至波及继位人选。后以玄烨已出痘疹，而继大统。二是，“防痘病”与本文主题紧密关联。康熙帝亲政后，十分重视痘症的危害，为防痘疫流行，决定凡未出过痘的蒙古人，一律不准人京觐见。为此，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特降谕旨给理藩院：凡“元旦来朝外藩王等，虽云已经山痘，朕犹虑之。伊等所云出痘，信耶，疑耶?若有未经出痘，及虽经出痘，而尚有疑虑，即欲回去者，著问明具奏”。理藩院传谕蒙古各部后，各部王公等回奏说：“臣等出痘虽未知是否，但特来庆贺元旦，仰赖皇上洪福，想亦无妨。俟行庆贺礼毕，始敢言还。” [5][5]康熙帝见蒙古王公来朝诚意，又担心因此小事而引起蒙古人疑虑，故不得不同意他们进京觐见。但他始终将痘疹危害挂在心上，总想寻找—处胜地，既符合有关避痘所的祖制，又在蒙古地区附近，离京师不远，气候凉爽，景致宜人，易于养病、防病的地方，建造一所避痘的处所。于是，康熙帝决定在此修建—座离宫，作为皇家行围途经驻跸的处所；这里具有避暑、避痘、养病等多种功能。

　　凡未出过痘的蒙、维、回、藏等上层贵族，欲朝见皇帝，每年皆可到热河，九月随从皇帝行围，并行觐见。从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开始，深挖沼泽，掘塘堆山，引水灌湖，修建了宫门、宫墙和宫殿，以及一些景点，建立了热河行宫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初具规模。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康熙皇帝在正宫二宫门匾额上，题了“避暑山庄”四个字，并以四字一组题写了36景。这既反映了热河行宫和避暑山庄是同一个概念，也反映出热河行宫的历史发展过程。随着“木兰秋弥”大典的不断举行及清帝对蒙古、西藏、青海、新疆等少数民族经营的不断完善，从康熙朝后期开始到乾隆朝，热河行宫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：一是修建正宫，二是开辟东湖区，三是修建宫墙，四是修建寺庙，如围绕避暑山庄又陆续建造了溥仁寺、溥善寺、普宁寺、普佑寺、安远庙、普乐寺、殊像寺、广缘寺、普陀宗乘之庙、须弥福寿之庙等庙宇，这样，昔日荒凉无比的热河逐渐由行宫向重要的政治中心转变。古老的紫禁城以外，一座集宫、苑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皇家园林镶嵌在紫塞大地上。

　　二、在避暑山庄进行的政治活动

　　避暑山庄建成以后，清帝年年来此，极少例外。清帝“驻跸”山庄时，除了在这里欣赏美丽的自然风光、消夏避暑之外，仍和在京师一样每天处理日常政务。在皇帝驻跸避暑山庄期间，大学士、各部院大臣都要随同前往，各省的奏折都汇集到承德，皇帝的朱批或圣旨从避暑山庄发往各地。同时，各省及边地所设的将军、总兵、都统、总督、巡抚等封疆大吏因事奉诏来承德觐见，且命“每月吏兵二部应行引见官员，文职知县以上，武职守备以上，著该部堂官一员带至热河引见”。 [6][6]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，规定章奏三日一发，随时批发。嗣后俱照定例，自起銮之日为始，各省督抚提镇的感奏揩，俱齐赴在京总理事务大臣处，加封交内阁，随本呈送行在，批示后即随本发回。 [7][7]康熙朝时，批阅奏章和处理日常政务就在“万壑松风”殿。而勤政殿则是乾隆皇帝批阅奏章和处理日常政务的所在。由于是在避暑环境，不像宫中戒律森严，所以，君臣接触较多，也比较随便，更密切了君臣之间的关系，也利于政务的处理。可见，皇帝在承德避暑期间，山庄即是临时的国家政务中心。

　　清帝“驻跸”山庄时，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也都在这里进行，不异于北京的皇城。

　　最能体现山庄这种政治地位的，就是丽正门。避暑山庄在康熙初建时，已圈了杂石拼砌的“哥窑纹”围墙，当年悬挂康熙所题“避暑山庄”匾的宫门在正宫门外稍东。 [8][8]鉴于“秋巡驻跸，蒙古诸藩于焉述职”， [9][9]乾隆十九年将“避暑山庄”门移至宫殿前正中，门前再筑高大的“丽正门”，作为天都正门的“阊阖门”，应“当阳”之义。丽正门是元大都城正门，取《周易》“重明以丽乎正”之义。乾隆《丽正门》诗云：“岩城埤垸固金汤，浊荡门开向午阳。两字新题标‘丽正’，车书恒此会遐方。”这说明，乾隆帝这时已将避暑山庄作为天下正中的皇城看待，成为塞外紫禁城。这座塞外紫禁城的功用在于“车书恒此会遐方”、“万国来同”。 [10][10]基于这种转变，丽正门内设立了行在六部公署，以备巡幸时中央机关使用。

　　山庄内的澹泊敬诚殿是正式接见王公大臣、少数民族首领，以及外国使节和举行“万寿庆典”（庆祝皇帝诞辰）等重大活动的场所，其作用犹如北京紫禁城内的太和殿。

　　澹泊敬诚殿之后的“依清旷”殿 [11][11]，“召见臣工往往在此”。 [12][12]皇帝与军机大臣等商议机密重务也常在此殿。有时，也在这里个别召见极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教首领。例如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，就在这里受到乾隆的隆重接见。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年）六世班禅就是在这里与乾隆进行了密谈。就连每年一度的秋审斩犯，也没有因皇帝在北巡、驻跸避暑山庄而贻误。按照清朝规制，每年先举行秋审、再朝审，届时皇帝身穿素服，举行一定的典仪，勾决犯人。而北巡时举行的“勾到”仪式，就在这里举行。

　　清代规定，文武官员升转调补，赴任之前，由吏、兵二部分别带领觐见皇帝，由皇帝最后审定、核准，这种制度称为“引见”。引见仪式，常在避暑山庄门前举行。乾隆特别强调“驻跸山庄数月，所有铨选人员，文职之佐杂、武职之护军校、骁骑校等官，即命留京王大臣验看”“文员知县以上、武员守备以上，职任较重，因令吏、兵两部每月各轮一人带至山庄引见，以昭慎重” [13][13]。

　　平原区的万树园是清帝召见蒙古、西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、宗教首领和外国使节，并颁赏、赐宴、观火戏、观立马技的地方。据统计仅乾隆就在这里举行活动四十七次之多。在这里先后宴请的有杜尔伯特部三策凌、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、厄鲁特四部汗王、哈萨克汗阿布赉、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、回部郡王霍集斯、布鲁特使臣、策伯克多尔济、舍楞一行、金川木坪宣慰司坚木参囊康、青海郡王纳罕达尔济、西藏六世班禅、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、内蒙章嘉胡图克图等各少数民族王公、贵族和宗教领袖，还有英国、安南、朝鲜、缅甸、南掌等各国的使臣。而且每年的八月，借乾隆帝的生日及所谓“万寿节”及中秋节，在此也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，更使欢聚的场面热闹繁盛，于隆重的气氛中显示天朝的盛世繁华与富强，令来朝者仰慕倾附。

　　位于“山庄千尺雪后，卜高明爽垲之地”的文津阁，是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命仿照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式样建造的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85年），第四部《四库全书》装潢完成后，送往山庄。文津阁书曾于此地收藏了一百三十年，后于民国年间运往北京。

　　三、避暑山庄与康乾时期的军事活动

　　康熙、乾隆时期，许多重大战事其决策和指挥，也大都在山庄作出。乾隆朝时期曾有被誉为“十全武功”的十大功绩：即“十功者，平准噶尔为二，定回部为一，扫金川为二，靖台湾为一，降缅甸、安南各一，即今受廓尔喀降，合为十。” [14][14]许多都与山庄有关。

　　例如，平准噶尔、定回部，统一新疆的战争，其决策和指挥中心即在山庄。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，在准噶尔内部斗争中失利的杜尔伯特部部长车凌、台吉车凌乌巴什和车凌孟克（史称“三车凌”）率本部3000余户l万多人归附清中央政府。1754年5月，乾隆利用到避暑山庄避暑之机，接见了三车凌，并详细询问了其准噶尔内部情况，感到统一新疆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决计第二年进兵：“今车凌、车凌乌巴什等来到，问其情形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布等光景，彼处人心不一，甚属乖离。乘其不备，议定明年由阿尔台（泰）、巴里坤二路进兵” [15][15]。恰在这时，准噶尔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因与达瓦齐火并失利，出于利用清军的目的也率本部两万余人投降了清中央政府。乾隆照例也在山庄接见他。十一月，阿睦尔撒纳受命奔赴热河。乾隆冒着严寒，由北京骑马三天赶到热河（一般情况下走七天）。清代史书记载：“阿逆（阿睦尔撒纳）入觐，上（乾隆）以抚绥事急，乘马三日而至热河，命王公大臣皆从往陪宴。阿逆行抱见礼，上从容抚慰，并赐上驷与之乘，亲与其分较马射，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，赐宴而退。” [16][16]乾隆通过与阿睦尔撒纳交谈，掌握了更多的有关准噶尔内部的情况，也更加坚定了乾隆出兵伊犁的决心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五月，清军按原定计划出击伊犁，乾隆则与往年一样，夏天照例来到山庄避暑，运筹帷幄于山庄，遥控新疆战局，指挥清军作战。十月，战事结束以后，乾隆在避暑山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，欢庆战争的胜利，并决定建造普宁寺以为纪念。

　　自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热河行宫正式使用后，各处殿堂之陈设和供皇帝理政、阅射、起居、饮馔、祝嘏、宴飨、祭祀、娱乐等项用品，均由清宫内务府或制作或购办，数量浩繁。以山庄滥始斋陈设为例，它是万壑松风内附属性建筑，据嘉庆七年陈设档记载，内设精木家俱11件，衾枕、玩具、图书、文房四宝等各类陈设187件（套）。小型建筑陈设如此丰富，那么宏大殿堂陈设品之多可想而知。再如普陀宗乘之庙千佛阁，“四面悬山铜无量寿佛一千十九尊” [17][17]。

　　高宗继位后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开始扩建避暑山庄，建筑群体增加近40个。之后在热河相继敕建包括文庙、城隍庙在内的十二座大型寺庙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热河“升府立学”，开始了承德的极盛时期，其中的陈设骤增。仅以宫内演戏戏衣为例，据吴振械《养吉斋丛录》卷十一记载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，筹办皇帝“六十万寿”，花费白银七十四万二干一百九十六两八钱，添补戏衣、切末、盔头，入山庄福寿园。 [18][18]由此可见，山庄与周围敕建寺庙陈设的大批珍贵文物典籍与京师无异。

　　总之，清代前期，康、乾、嘉诸帝每年大约从五月到九月近半年的时间驻跸热河，处理朝政无别于宫中。在接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、政教首领、处理民族问题等方面，比京师还要活跃。当然，其陈设也逐渐奢华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，承德由清帝避暑宫苑变成了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活动中心。